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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民俗学如何可能

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21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21/3/16 15:15:24

  如何理解现代民俗学?如何在现代社会和民俗学的新互动以及新语境下重新评估、理解和阐释民俗和民俗学?一百多年前民俗学学科创立时所设定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是否需要有一个固定的边界还是可以有所突破?对此,学界一直存在各种争议,但都有待深入讨论。一种新的提议和尝试,未必能为大多数学人所认可,但希望就此可以成为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基于这样的目标和使命,逐步推动现代民俗学在中国的开展。

  一、何谓“现代民俗学”

  “现代民俗学”的表述虽然早已有之,但多数只是作为语境使用,而较少指向学科转型。日本现代民俗学会(The Society of Living Folklore),晚至2008年才成立,其命名强调关注现今仍然存活的民俗,以应对当代传统民俗的消失而导致学科不断衰退的窘境。他们主张构建新理论,与其他学科领域进行对话和开展开放性讨论,与世界各国的民俗学进行交流,这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日本学者意欲突破学科传统、弥补民俗学理论过时(或缺乏理论)的不足、打通学科自身划定的界限、开拓民俗学未来的立意。另外,国内新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周星、王霄冰主编的《现代民俗学的视野与方向:民俗主义·本真性·公共民俗学·日常生活》(全2册),书名即显示了主编面向当下、极目前瞻的意图,明确表明了对现代民俗学的学术追求,具有真正意义的现代学科意识。

  “现代”更多意味着“现代性”,而不仅仅是作为时间的界定。“现代性”一词包含多种含义,波德莱尔最早指出现代性的内涵是过渡、短暂、偶然之意;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的基本特征是非延续性或者说断裂,“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在外延和内涵两方面,现代性卷入的变革比过往时代的绝大多数变迁特性都更加意义深远”。齐格蒙特·鲍曼认为,现代性在本质上是“流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总之,现代性是与全球化、城市化和科学技术相伴生的,意味着发生了更为快速、多向而复杂的变化,从而催生了新的学术使命。现代性使得原来由传统决定的社会逐渐转向了由未来决定的社会。“现代性”概念的引进,有助于克服传统民俗学的思维惰性,尤其是在今天,让我们直面城市化背景下科技发展带来的生活革命、民俗变迁、文化多元及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研究范式的转型。

  现代性不仅是民俗学需要面对的,更是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共同的新课题。文军针对城市化带来的社会学研究的语境变迁,指出要以“现代性”作为问题意识,通过对“城市社会与文化”的多面向解析自觉地把“城市研究”的视野与“现代性反思”的论域有机地结合起来,力图在跨学科、跨文化的意义上推动城市研究。与文军的主张类似,民俗学同时也在将视野扩展开来,面对现代性、关注现代性,形成不同于传统民俗学的“现代民俗学”,并直面当下的各种文化现象,尤其是城市化语境下的诸多现代性问题进行研究。

  在大多数人的想象中,民俗好像是凝固的,犹如我们以往常常谈论的“传统”一词。尽管我们每天耳闻目睹世界各地日新月异的变化,但仍有许多研究者尚未意识到“变化”是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今天的中国处于一个转型时期,各种变化都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虽然历史上人类的各个时代都是在变化发展的,但总体上看,以前的变化是相对自然缓慢的,是内部力量推动的,它和今天的转型带来的巨变有所不同。此外,国家政策导向和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也对当代民俗产生了深刻影响;全球化带来的文化碰撞,更使得许多外来文化嵌入到当下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去。甚至可以说,民俗在当代社会语境下的再生产已屡见不鲜。因此,民俗学必须要顺应时代潮流发展,借由社会转型实现学科转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来讨论现代民俗学的可能性。

  在当下新的社会现实面前,民俗学的既有理论和范式显示出与时代脱节的窘境。学界对民俗学理论和方法的反思正在不断出现,尤其是关于“何谓民俗”“传承能否成为民俗学的核心”“民俗学的任务和研究范式是什么”等问题的重新审视,促使我们认真思考民俗学的转型问题。另一方面,当代社会也为民俗学的学科发展和转型提供了有利的契机,民俗学需要建构新的研究方法,为当下社会贡献更多的专业知识,以此推动学科的发展。美国民俗学家多尔逊曾指出,民俗学者应该“使民俗研究呈现为当代性的,使他们面对‘此地’和‘现在’,面对城市中心,面对工业革命,面对时代问题和思潮”。只要我们积极面对学科发展所面临的新语境、新问题,就有可能获得学科的长足发展和进步。

  在相当长一个时期,民俗学是以“传统”为研究对象的,对现代性现象或问题不太关心。由于城市化、现代化和全球化带来的现代性的冲击,传统中断或消失,民俗学自然面临着研究对象的生存危机,现代民俗学才应运而生。虽然高丙中早在1994年就提出“民俗是模式化的生活文化”,该定义去除了对民俗的时间性限定,而共时性地涵盖了农村和城市、传统和现代的文化,但仍受到“民俗”二字刻板化的误解或局限。日本民俗学家岛村恭则提出应继承早年欧洲民俗学的反启蒙主义的思想,以vernacular来替代folklore,以求改变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扩大民俗学与其他研究领域的交叉和重合。但是,vernacular翻译成汉语“方言”“本土”,仍然容易产生歧义。法国学者埃德加·莫兰提出“复杂性思维”一说,提示我们在这个多元时代,不一定要完全依赖于传统,回到前人那里寻找前进的方向和动力,可以根据当下的情境,修改、补充前人的理论,略带前瞻性地引入学科未来可能会出现的命题。

  现代民俗学应该具有某种现代意义的学科追求,来探索在当代城市语境下民俗学研究的更多新路径。一门学科能否属于现代学科固有其标准,“这个标准并不是由学科对象所决定的,而是由学科观念所决定的”“经验的学科对象必须依照先验的学科观念”。现代民俗学自然不是指仅仅把研究对象从农村的“旧俗”转化为当代出现的新民俗或传统的新变,而必须有一个先验的学科观念。综合前述日本现代民俗学的理念和中国同人关于现代学科的标准,我认为在中国建设现代民俗学,应积极应对当代社会的普遍问题,如实践民俗学和公共民俗学所倡导的“要参与社会和时代的公共话语建构”。现代民俗学也应切近“民”创造、转化、享用“俗”的实际,在实现现代人“美好生活”的理想中发挥作用。其次,我们需要打破学科固步自封、画地为牢的狭隘意识,把学科界定不清晰、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尴尬转化为跨学科或超学科的优势;并努力寻求与相邻学科或跨学科的对话和合作,共享知识更新的研究成果,增强对当代社会和文化的解释能力,以此为学科创新发展的机会。跨学科的视角及其理论化用,至少可以使得民俗学与其他学科进行跨界对话和互赏共进。近十来年关于民俗学学科属性的论争,已经让民俗学人多少开始被其他学科所影响,以一种开放的态势接纳和吸收最新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前沿研究成果,更为包容性地看待我们在当下所进行的多元研究范式。总之,开拓现代民俗学指的不仅是扩展“俗”的范围,更是要突破传统的研究范式,尤其是增强问题意识,具备民俗学“先验的”学科观念。

  二、开拓都市文化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民俗学一直聚焦于乡村社会,并由此形成了一定的研究范式和共同的议题。但不同于民俗学诞生时的农业社会情境,当代社会已经转向或完成工业化,城市已成为大多数人口居住的地方,既有的研究范式和理论不能适应我国快速城市化发展的社会现实需要。如在城市化浪潮的猛烈冲击下,大量村落传承母体逐渐解体,民俗学的经典概念如“民俗”“传承”“乡土”等在当代社会,面对全新的都市复杂社会中的文化现象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因此,城市化背景下,现代民俗学需要更多关注蕴含现代性的城市。虽然世界范围内的民俗学曾经多是以农村为空间,以过去为时间界限的;而以时间、空间界限来界定城市民俗学,似乎很难成立,这导致城市民俗学一直未得到认可而发展缓滞。城市民俗学不被认可其实与人们对古今城市的差异认识不足有关。进入现代工业文明以来,我们可以看到,曾经在历史舞台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农耕文明和乡村民俗已经逐渐淡出,让位给了城市文化,城市文化在今天许多国家或地区占据了主导地位和领先地位,正如斯宾格勒所说,世界都市已成为影响和主宰世界的重心,并已吸纳了世界文化的主要内容。我国民俗学者陶立璠也早在三十年前就指出:“目前,从民俗发展的态势来看,新的都市民俗文化已在左右着农村文化。如果说,传统的都市民俗文化的源头在农业民俗的话,而今天农村新的民俗文化,已经或正在改变着原来的文化模式,转而从都市民俗文化中吸取新的养料和成分……都市民俗学在未来的民俗学研究中,必将起着主导作用”。前辈学者的预言,在今天已经或正在成为现实。乡村曾被视为传统文化的根基所在,也一直是民俗学的大本营,但其地位今天已经动摇;城市作为被民俗学长久忽视的对象,开始具有双重的重要性。另外,城市空间和急遽变化的社会使得民俗学最关心的对象——民俗成为异质性的存在,民俗被民俗主义所替代,对民俗主义现象的关注和学术探讨,已经成为现代民俗学的一部分。不仅如此,今天的城市是现代性的物质载体,列斐伏尔在《城市革命》中提出,城市是现代性最显著的空间,现代性是城市经验的凝聚。城市研究也是从城市的“现代性”这个意义上而言的,这也喻示了城市研究与现代民俗学的必然关系。

  与既往民俗学家对城市民俗的记录和对城市中的边缘群体的关注不同,在今天我们提倡都市民俗学,不仅是为了研究城市里的民俗,更是重新思考着眼于乡村和农民的传统民俗学一系列理论体系的局限性。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兴起了都市民俗学研究,但主要仍是对都市的传统性或乡土性做类似乡村民俗学的分析,而忽略了现代社会的新变化,把民俗当作历史现象进行分析。也就是说,日本的“都市民俗学”没有实现现代民俗学化。中国民俗学对都市的研究是针对以往我们过于注重乡村和乡土提出来的,并不是仅仅为了契合城市化的社会现实,通过都市的研究实现向现代民俗学的转型。日本民俗学家岩本通弥教授曾发表题为《“都市民俗学”抑或“现代民俗学”》一文,很多人误解为他对都市民俗学持否定的态度。其实,作者在这篇论文中许多地方指出,都市研究应该被重视和观照,而不是相反;该文之所以选择了这样一个标题,正如作者自己后来解释的:“像现在这样再次频繁使用‘现代民俗学’这个词,是因为从1970年到90年代一直广泛使用的‘都市民俗学’不再被使用了。一方面是现代性的原因,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村落共同体的消失越来越明显。村落景观虽然还在,但从事农业的就业人口仅仅只有3%。”也就是说,日本学界使用现代民俗学的说法,是因为日本几乎已经全部进入城市化社会,因此也就没有必要专门针对乡村语境来提出“都市民俗学”这一概念。显而易见,如果民俗学者想象的乡村的民众——那些民族文化之根的承载者,在乡村只剩下3%的人口,那还能承受得起日本一国民俗学的整体吗?于是,“都市民俗学”在日本不再是必要的提法,而用“现代民俗学”来统称。但在我国,民俗学研究仍然应该强调城市化的语境。据权威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了60%,这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城市社会时代。学术研究应与时代社会需求相呼应,民俗学通过对当下所面临的城市社会文化现实进行学术探索,有可能迈向现代民俗学。

  前文已述,日本“现代民俗学”的有意识建构,是基于其传统的民俗学研究对象逐渐消失的现状,而这种现状在我国也是如此。民俗学在建立之初更多关注文化遗留物;今天,在经济高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影响下,我国国民的生活在近几十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电脑、智能手机的普及,生活在偏远地区的人们也可以随时了解世界最新发展动态,模仿最时兴的生活方式,在思想观念和行为上潜移默化地趋新去旧。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都脱离了原来的轨道,即使未完成城市化,但住在乡村的村民也可能在许多方面拥有与城市市民类似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变革,可以理解为周星教授所提出的“都市型生活方式”的广泛普及,在这种变革形势下,传统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及其领域逐渐解构。另一方面,在现代都市和科技语境下民俗的生产现象层出不穷,正因为此,民俗学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式,扩大自身的关注领域和研究范围,关注都市人群更为复杂多样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实践。

  三、关注中产人群的生活品位

  除了超越传统民俗学对乡村的研究之外,现代民俗学还应该跳脱出传统民俗学长期关注底层的视野,把目光投向当代都市正在崛起的新兴阶层——中产阶层。虽然民俗学一向以底层民众和山乡村民为关注的核心对象,但在许多国家(包括我国),民俗学都致力于从国家或民族内部挖掘民众文化的正当性和优越性,保护和弘扬自己的文化传统;民俗学需要透过民俗文化现象了解大多数民众的思想、心理、民族精神等;如果“民”仅仅局限为边缘群体,那么,如何通过“民”来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及其精神?在今天,如果把“民”仍然限定为农业社会的“乡民”,那么,已经或正在成为人口大多数的城市群体就无法进入民俗学的研究视野了,尤其是作为未来文化承担者的日益庞大的新中产人群;他们受过高等教育,掌握现代科学技术,追逐着与其父辈或传统的乡村生活方式不同的新时尚。记录、描述和研究他们的生活和情感及其变化,追踪新一代国民如何借鉴、继承和化生民俗传统,如何在当代创造新的生活经验和智慧,这些理应成为民俗学的新课题。而这样的课题自然会导引民俗学朝向新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面向以现代性为特征的都市社会,以及为解决人的现代性问题所形成的生活文化。

  换个角度说,在我国以往民俗学研究中不仅是把重心放在乡村,也以底层不识字或较少用文字进行交流沟通的群体的口述和行为规范作为主要的叙事方式,或将民俗器物、仪式视为其文化表征。现代民俗学要面对的不是以往那些不识字的群体,而是大量掌握现代通讯工具和技术的都市居民。基于当下和未来中国新中产阶级这一群体的生活方式的引领作用,我们今后应该对这类人加以重视;这也就意味着民俗学将超越阶级划分,不仅仅限于对底层民众或农民群体进行研究,也会关注当代社会的新生群体及其文化创造。

  目前,世界范围内民俗学、人类学的新近动向表明,他们已经开始把研究目光从聚焦于远方异乡的“他者”转向身边的人群。作为民俗学研究对象的“民”,既不是民众主义理念中高大的共同体,也不是精英压迫的底层文化与民众。“民”不是一个具备悠久权威属性的历史概念,而是与我们身处同一社会,同一时空,而我们却并不了解的同胞兄弟。这也提示我们,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可以不是“他者”,即从时间、空间和社会地位上与研究者有着距离的群体,而应该是“我群”,也就是要把我们身边的人和我们自己都纳入研究对象的范围,这就超出了传统民俗学的框架而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域,在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可能给我们带来研究范式的突破。

  当下我国已经进入到后现代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以传统的乡民为研究对象显然已不合时宜,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动在导致传统产业工人数量锐减的同时,也带动了城市新兴阶层的崛起,后者的生活方式呈现出与父辈和祖辈都非常不同的形态,这正是民俗学长期关注的惯习在城市的新发展,对此视而不见,是民俗学的促狭和失职。而这样的研究已受到一些前沿学者的重视,“因为他们关注的是超越隔离社区的阶级和族群,所以他们的确可能既具有清晰性和针对性的解释特性,又对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具有敏感性”。我国历史上因为长期的极左意识形态的影响,把讲究品位和追求精致的生活,视为小资产阶级的表现而不予重视甚至贬低。当我们的社会跨过衣食无忧的温饱阶段后,民俗学长期定位于乡土的“民”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召唤我们的学术跟进,并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加以分析。其中,布尔迪厄(Bourdieu)的“生活风格”(styles of life)也许可以成为分析这个群体的理论工具。生活风格与一个人的艺术修养、鉴赏能力、知识拥有息息相关,比如谈吐、仪态、举止规范背后所隐含的特定社会礼仪风俗,家居、服饰、饮食、交通等消费过程中表现出的品位,当代城市社会呈现个性化发展趋势,“生活风格”或“品位”不失为解析各类小众群体的有效概念。与此相关的“惯习”(habitus)一词,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不同阶层的形成。在我看来,中产阶层生活方式、民众生活的文明化、当代社会消费文化、流行文化等等诸如此类的当代社会中的文化现象,都因为与“惯习”这个概念有着特殊的互相包含或交叉的意义,而可能成为民俗学研究的新领域。民俗学从关心“俗”转而关心“民”,关注新时期人们的思想情感、品味与欲望、行为与惯习,探究其深刻的社会内因,才能跟上时代的脚步。

  从现实关怀来说,现代民俗学对新中产人群生活品位的研究,切合了当下国家提出的“建构美好生活”的理想,也符合民俗学力求切入当下社会现实的愿望。这个方向大概能够与当下实践民俗学构成对话,比如对文明化的讨论,为当下我国的城市建设提供了一个历史借镜,陈旧过时的习俗终究要被现代文明所替代,“传统的民风正在经历也需要经历理性化的洗礼和筛选,这是一个由各种彼此有别的、不一定平等的礼仪向平等的、尊重人格的现代文明规范看齐的过程”。民俗学把眼光转向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城市社会中占人口大多数的市民,以及更能体现当代社会新风尚和时代气息的都市新中产生活方式的调查与研究上,接下来就有可能生发出这门学科在新时代的应用价值和问题意识。这样看来,现代民俗学虽不是以实践民俗学为出发点,却是在某种意义上,与之殊途同归。

  四、研究视角和方法的转换

  中国民俗学要实现在当代社会的转型,走向现代民俗学,不仅意味着研究视野要从乡村转移到都市,研究内容和对象要超越以往民俗学所研究的范围,相应地,研究方法和范式也需要调整、转换与创新。

  尽管在过去三十多年里,中国民俗学为顺应时代变化和学科的发展而不断拓展其研究范围,但不少研究者仍深受民俗学诞生时考古学和历史学的思维影响。现代民俗学应突破这种思维限制,即不再执著于对文化遗留物或奇风异俗的追索,而应更多关注那些经过不断变化、适应了现代社会环境传承下来的民俗,或当下人们的生活文化。当代社会转型语境下,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和问题都发生了巨变,若从当代变异最为显著的城市化问题和国民日常生活入手讨论民俗学的生存样态,便可以发现都市大众流行文化、民俗主义、消费主义也应该成为民俗学新的研究对象和内容。

  在研究视角的维度上,传统民俗学的研究比较重视从时间角度进行民俗事象的探本求源,而现代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因为更多的是在新的土壤上嫁接和综合的文化现象,于是空间的维度变得更为重要。与传统村落社会由共同的地缘、血缘和亲缘关系所形成的民俗文化共同体不同,都市化社会中生成的民俗文化共同体是基于共同的职业和兴趣爱好,呈现出趣缘和业缘的特征。原来民俗学重点关注的“乡风”“劳作模式”“家族”“地方性知识”“村落共同体”等学科核心关键词也需要随之替换或调整。在信息时代,随着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发达及自媒体传播普及,信息闭塞的地方社会也被网络带来的全球同频共振的人类共同体社会所取代。当代社会流动性加快,个体主义意识增强,公共性衰微,这些都导致民俗传承更多不是以往那样的面对面地传承,而是跨越时间或空间的即时性的传播。传播的媒介也从口语和行为转变成文字、图像和多维声像,传播途径多样、广泛、高效,文化的空间传播超越了以往任何时代,成为我们不能无视或轻视的时代特征。注重追踪民俗传承过程的传统范式,显然不能满足由新的语境变化带来的研究需要。但另一方面,现代民俗学面对新的语境和形势,有无限多的可能性,在遭遇形形色色的困难和挑战的同时,也蕴藏着各种机遇,亦即,现代民俗学面对这些问题,必然会引发对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反思和创新。同时,也会积极地向外寻求援助,通过借鉴传播学、艺术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学科理论方法来增强自身对相关问题的解释力度。进一步说,现代民俗学需要发挥民俗学作为交叉学科性质的优势,进行跨学科的视野和多元研究视角的融合研究。日本民俗学家菅丰教授提出要树立一个多元共建、多样共存的“大民俗学”概念,注重跨学科的视角,积极引入多样的研究视角、方法和手法。在当下中国,民俗学的从业者来自不同背景,各地的民俗学学位培养点分属文学、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等一级学科之下,尊重这种多样、多元的学术多样性也应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一项基本特性。换言之,互相欣赏和学习各自的研究成果,但同时共同遵守民俗学的学术范式,共同朝向民俗学的学术旨归,并积极寻求对话和交流,也许可以营造出现代民俗学的新局面。

  总而言之,现代民俗学应超越专注于乡村或对乡土文化研究的倾向,而应更多从当下的生活现象出发,关注都市,关注都市中的“民”和“俗”——那些当代社会主要构成成分的市民及其文化。现代民俗学也需主动扩大自身的关注领域和研究范围,进一步丰富研究视野,更新研究方法,以更为包容的心态接纳以往从未涉猎的研究课题,以新的对象、新的方法和新的问题唤起学科潜在的可能性,并积极开展与其他学科的对话,共享各学科新的研究成果,增强对当代社会和文化的解释能力。同时,现代民俗学通过积极介入当下社会,逐步完善和更新学科自身建设,为国家的文化发展和文明传承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