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信息动态 > 学术前沿

“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的深描与阐释

来源:《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发布时间:2020/3/31 14:51:10

——论江帆持续性追踪研究故事讲述者的启示意义

  在2006年我国公布的《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辽宁省新民市的“谭振山的民间故事”作为惟一的个人项目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应该说是对我国古往今来一代代名不见经传的民间叙事者的艺术才能及文化贡献的充分肯定,同时也是辽宁大学江帆教授18年对故事讲述者谭振山追踪调查研究的成果。

  谭振山是辽宁省新民市罗家房乡太平庄村的农民,1925年生人,是辽河岸畔深受民众喜爱的著名故事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展开的全国性范围的民间文学普查中,1986年谭振山被辽宁省的基层普查人员——新民县罗家房乡的文化干部李会元发现,李会元对他讲述的部分故事进行了采录,并将这一线索报告给新民县(今新民市)的文化部门。至此,谭振山的故事开始引起所在地辽宁省、沈阳市有关部门及学术界的关注。1987年,作为辽宁省民间文学集成工作的主持人之一的江帆因工作需要前往新民县,对该地区上报的数十位故事家进行学术鉴定。当时新民县的数十位故事家荟萃一堂,摆开了讲故事的“擂台”。正是在这带有“打擂比武”意味的故事讲赛会上,江帆首次认识了谭振山,并对谭振山本人展开了系列性追踪调查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将他讲述的故事列出篇目,就已经多达603则。在此后的十几年中又陆续发表了有关研究成果。1988年,沈阳市和新民县拨款出版了他的个人故事专集——《谭振山故事选》,此书被纳入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系列。1989年,谭振山被辽宁省命名为“优秀民间故事家”,此时他的故事影响已波及国内外,先后有日本、德国的学者对其进行调查与专访。1992年,谭振山应日本昔话学会的邀请,赴日本远野市出席“92世界民话博览会”,成为迄今为止第一个走出国门讲故事的中国民间故事家。1996年,台湾学者陈益源加盟对谭振山的跟踪调查研究,多次深入现地,对谭振山的故事进行采录,对谭振山本人进行深度访问。1998年,“民间故事家谭振山及其讲述作品之调查与研究”专题计划在台湾国科会通过立项。2005年,陈益源的硕士生林立荣以“谭振山故事的讲述与传承”为主题出色地撰写了硕士论文,获得了硕士学位。谭振山还曾经以故事家特有的殊荣当选过县政协委员、市人大代表。1987年9月全国范围内的普查阶段基本结束,宣布进入编纂阶段。三套集成大量工作的完成,意味着全国民间文学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后集成时期”(刘锡诚先生语)。随着集成工作告一段落,民间文学界的田野调查工作处于沉寂状态了。然而江帆的专题调查工作却从来没有停止过,持续进行了近20年。在这漫长的时间里,笔者无数次地往返于城乡之间,不仅住在老人的家中访查采录,也曾数度将老人请到沈阳自己家中小住,与故事家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对故事家本人以及他讲述的故事也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与认识。

  从宏观上看,对一个民间故事讲述者进行持续性追踪研究,对民间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持续性追踪研究被认为是符合研究民间文学的生存状态和流变规律的可行性方法,在当下我国民间文学界的“后集成时期”尤为重要。以往在国际民间文学研究界的故事调查的典型是芬兰学者在拉普兰人中的调查,他们对被调查采录过的文化社区多次进行了追踪调查采录的做法被奉为美谈。而中国学者江帆追踪调查采录故事讲述者达18年,可以说创造了民间文学研究界的“吉尼斯记录”。

  当然,最大化地挖掘故事数量仅是江帆田野工作成果的一个量化体现。江帆还撰写了一系列的论文与专门著作描述了谭振山的故事类型及其传承线路、剖析了生活环境及文化氛围对谭振山故事活动的影响、阐释了谭振山在故事传承中的文化自觉意识、提炼了讲述人对文本意义的能动性建构的故事讲述规律。与故事内容和数量相比,故事背后的讲述人更为重要。故事家究竟是怎样形成的?除了他们自身具备的特质之外,是否还有地理、历史、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故事家本人受何种文化的影响?他的故事带有何种文化的标记?他对这种文化的传播是盲目的还是自觉的?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在长期定向田野追踪调查中得到了有效诠释。江帆将探询的目光投向民间叙事由以生成的背景环境,走进民间叙事传承者个人的生命史,将种种思考上升到了生命哲学的高度,对民间叙事及其传承活动作出了接近科学的诠释。江帆对谭振山的个案研究是一次对民间故事讲述者的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的“深描”;江帆与谭振山二十余年结成的深厚友谊,为学术界树立了田野调查伦理道德的一个典范;提供了学术研究与调查对象良好互动合作的范例。台湾著名民俗学者金荣华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2006年的年会上,就民间故事能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一事,对大陆的民间故事研究作出高度评价,认为从事民间故事研究的民俗学者功不可没,江帆与袁学骏分别代表了研究故事讲述个体与故事讲述群体的两条研究路线,是两种研究路线的典型。

  笔者根据对江帆与谭振山双方的访谈内容,结合江帆的相关著作,尝试论述一下江帆持续性追踪研究故事讲述者的对民俗学田野考察的启示意义。

  一、“瞎话也都是有用的”——解析1 040则故事的诞生之谜

  在2005年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时,谭振山讲述的故事可列出篇目的多达1040则,这引起申报评委会有关专家的诧异。实际上,故事数量从603则发展到1 040则不是单纯的数字变化,而是学术研究与调查对象良好互动合作的工作结晶。在江帆对谭振山多年的跟踪调查中,通过走访他的一些故事听众发现,这些人并不了解谭振山能讲1 000多则故事。许多故事他们都是闻所未闻,还有一些只有少数人听过。江帆发现谭振山讲述故事有“三不讲”的原则:女人在场不讲“荤故事”,若故事中有“荤”就点到为止;小孩子在场不讲鬼故事,若情节中有鬼出现的时候就故意丢点落点,或者在后面缝合几句,说这鬼是人装的,惟恐吓坏了孩子;人多的场合不讲鬼故事,担心给自己带来麻烦。这时候他往往亮出“看家段儿”,讲那些道德训诫故事。他说教人学好的故事给啥人讲都行。在进行民间文学普查时候采录到的文本多是该方面内容的故事,这时候讲述者的故事都是经过挑选或者作了调整的。在长期追踪调查双方熟稔后,研究者的介入能促使讲述者对民间叙事价值的认识升华,在讲述者的眼里研究者都是一些有知识和有学问的人,而这样的人对民间叙事表现出的浓厚兴趣在讲述者看来是对他们给予的极大尊重,令讲述者感到自豪并受到鼓舞,在彼此的互动合作中,双方不断地增进了解,讲述者对原以为无足轻重、没有什么价值的“瞎话”也开始刮目相看,对民间叙事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并不断升华。进入这一境界的讲述者开始与研究者积极主动的配合,在如此的民间叙事空间与情境中,往往呈现出积极的互动效应。这时候讲述者会主动地给研究者讲一些他平时认为“讲出来不好”或“不好讲”的故事。这类带有隐秘性传承的民间叙事文本往往有特殊的研究价值,这种采录机会是十分难得的。而讲述者与研究者之间能够出现这种互动,往往是研究者真诚的付出所得。此时的研究者已经超越了同一时空的其他听众,对民间叙事的空间与情境构成了一种更为积极的互动。原因是此时的讲述者已经将研究者看作其叙事的真正欣赏者,是其故事传承生涯中难得的知音。由此可见,近20年的追踪调查促使了1 040则故事水到渠成、瓜熟蒂落般的诞生。在笔者2006年7月23日访谈谭振山的时候,谭振山在讲述20余则故事的过程中不止一次地谈到如何分析故事价值,强调“瞎话也都是有用的”,显然潜移默化地受到了研究者介入的影响,促使了讲述者对民间叙事价值的认识升华。

  二、“女儿回娘家”——田野作业的伦理道德

  “江帆一来啊,就和女儿回娘家似的,家里缺啥少啥的,我们老两口的身子骨怎么样她都惦记着,她一来啊,我们可高兴啦,他们爷儿俩可近面着呢。”这段话是笔者2006年7月24日探访谭振山的时候谭振山的老伴介绍与江帆的关系时的话语记录。老人用朴实的语言对调查者与被调查者的良好关系作了描述。在多年的追踪调查的过程中,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近20年的时间里,江帆无数次地往返于城乡之间,不仅住在老人的家中访查采录,也曾数度将老人请到沈阳的家中小住,与故事家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对故事家本人以及其讲述的故事也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与认识。江帆对谭振山的称谓也应其要求改依自己的家族长辈排序而论,亲切地称其为“老叔”。对于民俗学者与调查对象的关系而言,这看似不经意的称谓改口体现的却是被调查对象对研究者的心理认同,是民众给予民俗学者的最高礼遇,是对其田野工作的承认。江帆与谭振山的密切合作为学术界提供了田野调查伦理道德的一个范本。遵守田野伦理道德也是“深描”得以成功的感情基础。

  “学者的调查本身就是对被调查者日常生活的打扰,遵守田野调查的伦理道德尤为重要。每次去调查我首先想到的都是能不能给被调查者造成什么损失,最起码是时间上的损失,以调查谭振山为例,我首先做到的是不违农时。并且每次我都给对方礼物,最好做到在调查后让人家有所收益。多次的田野调查也促使我不断地反省自己,该如何去做才能做得更好,不知不觉中自己也成了田野调查的研究对象。给我记忆深刻的一件事是第一次去谭振山家调查,老人家把家里还在下蛋的老母鸡杀了招待我,我当时的感触就是我不是普通的故事听众,应该对老人家有所补偿。”这是2006年7月2 2日笔者在沈阳访谈江帆教授时的口述记录。近20年的调查江帆一贯如此,遵守着“用心去体谅调查对象”的田野调查的道德准则。这不是对被调查者诱之以利的调查策略,而是内化为民俗学者田野调查的行为自觉,也正是在这持续的“诱”之以利的基础上产生了感之以诚、晓之以理的互动效果。

  在通过田野作业进行研究的诸多学科中,把研究者本身也纳入了研究对象的范例是由美国人类学家保尔·拉比诺开创的。他把他在摩洛哥一个乡村开展田野作业的过程作为叙述的材料,将自己与调查对象的互动一起作为研究的对象,完成了《摩洛哥田野作业的反思》这一民族志著作。看调查者与被调查者的互动,反思调查者自己的经历,这种界定研究对象的思路必然要把研究者纳入进来。民俗学要把民俗学者自己、把民俗学者自己的学术活动纳入学科的对象,在田野中参与观察,使观察者参与到对象之中而成为被观察的对象的一部分,恪守田野伦理道德,反省自己的调查,这也是江帆持续性追踪研究故事讲述者的启示意义之一。

  三、“卖金子的遇到买金子的”——调查对象双方的良好互动与合作

  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来,在国际民间故事研究方面学术界有很多新的进展。其中以“表演”学派为中心的一批学者的故事学理论是很富有建设性的理论。民间文学界几乎在一个关键问题上取得了共识:即民间故事的含义不单纯蕴涵在它的文本之中,而主要蕴涵在与民间故事相关的表演行为之中。这一理论的代表性学者鲍曼(richard bauman)在《故事、表演和事件》一书中运用了三个术语:被叙述的事件、(Narrated E-vents)、叙述的事件(Nar-rative Events)、叙述的文本(Narrative Texts)。“被叙述的事件”是指在一个故事讲述中被陆续补录的事件,它是讲述人经历或获知别人经历的日常生活事件,是与叙事相关的、对叙事具有深层制约和影响作用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历史等背景因素,可以视为民间叙事作品的“上下文”。“叙述的事件”是当时特定的社会文化氛围,它是讲述人和听众都曾在场的过去事件,是指发生在特定地区的文化观念和情境中的叙事表演活动。“叙事的文本”就是指习惯上所说的故事文本。表演理论的得力之处在于解构民间叙事的“叙述的事件”与“被叙述的事件”,这恰恰是以往中国民间叙事研究的薄弱环节,表演理论这一“他山之石”恰到好处地拓深了民间叙事研究,给偏重于文本诠释的传统的民间文学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窗户。

  “小时候看人点戏,点戏人一张嘴,你就知道对方是什么人品,他得意什么,必是那路人。”这句江帆在其著作中来证明民间叙事传承人的自觉意识时引用谭振山的原话在笔者的这次田野访谈中也被谭振山重申。谭振山最喜欢讲述的故事,其主人公几乎都是正直、善良、道德高尚的人。他们重德轻财。例如《洞房认义女》中的老两口,《老鼋报恩》中的刘掌柜等。在人多的场合,他往往亮出“看家段儿”,专讲那些对听众有道德训诫作用的故事。江帆通过多年的追踪调查发现,生活中的谭振山同这些故事中的主人公在为人处世和性格上有极大的相似点。谭振山尊老爱幼,义气行善,广结人缘,热心为公众办事,以德治家。这种故事家本人和他讲述的故事主人公在品质上和性格上的互渗与叠印,不是偶然的巧合,是谭振山在几十年传承故事的过程中,自觉地吸取了故事中倡行的道德观念,不断实行家教规范和自我修身的结果。他所喜爱的故事中提倡的基本精神和行为模式,贯穿在他的整个生活过程中。这种互渗与叠印,显示出作为民间口承叙事的传承人与其传承的民间叙事文本蕴涵的文化精神是可以互相占有的,多年的田野定向研究考察出作为一种文化基因的民间叙事,是如何融化在传承者的思想、意识、行为和习惯之中的,对于他们的人生观念和思维意识是如何发生作用的,又是怎样影响了他们的性格、心理和感情定势的。江帆的该学术研究成果可以说是对“叙事文本”的深度诠释。

  在对谭振山的多年追踪研究中,江帆发现与谭振山所有的故事家一样,在讲故事时总是根据讲述情境而自觉不自觉地对故事文本进行某种能动性建构或处理。诸如:根据个人的好恶强调或淡化故事的某一主题;对某些细节进行取舍与调整;将陌生的故事空间处理为讲述者本人和听众熟悉并认同的空间;将故事中的人物转换成听众熟悉的当地人等等。这种故事讲述者对故事文本的能动性建构是一般听众及来去匆匆的调查者无法察觉的,只有对其讲述活动进行长期跟踪,尤其将故事家因讲述情境不同而对同一个故事文本做的不同的处理进行比较后才能发现。对谭振山的追踪研究时间越长,其讲述活动的这一特点也就越明晰。可以说,谭振山讲述的故事都是带有其个人文化观念的投射,经过其心灵滤透,是具有文化持有者特殊印记的精神产品。通过对故事讲述过程的把握,作到了表演理论中的‘叙事事件’的阐释。

  民间叙事的传承形态自古以来就是“人”的传承,是人际关系间的直接传承,是通过口耳传递深层文化信息的传承。这种传承是以人为纽带连接起来的,因此应该十分注意对传承者个体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做深入剖析和开掘,细心观察文化积淀在具体的传承者身上特异的表现,当江帆刚介入谭振山故事调查的时候,涉及到民间信仰这类敏感话题,谭振山是心存顾虑的。在谭的家乡一带有信仰狐仙的习俗传统,江帆在80年代中期进行调查之初,问及他是否会讲狐故事时,他不但矢口否认,还说自己从来不信那些迷信的玩意儿。其实在谭振山故事的几位前辈传承人中——他的祖母孙氏、伯父谭福臣、“瞎话匠”沈斗山都信仰狐仙,他不但从小就听了许多这类故事,在年轻时还为一些人家书绘狐仙、蟒仙牌位,谙熟各路神灵的仙名与供祭方法,诸如狐仙胡天宗、胡天宝、胡天求,蟒仙莽世清等,他已经习惯为村人书写供奉这些神灵的楹联,诸如“千处有求千处应,一方诚敬一方灵”;“在深山修身养性,出古洞搭救万民”;“逍遥云上客,自在洞中仙”等等。狐仙形象及其与当地民众生活的关系,构成了谭振山及其前辈故事家故事的重要内容。终于在江帆对其进行了连续5年的跟踪调查、彼此熟稔后的一个契机,当再次问及此事时,他不仅坦然承认了自己的信仰态度,而且滔滔不绝地讲起当地流传的各种狐故事。在2006年6月19日美国巍涞大学张举文教授来采访的时候,谭振山从容地为客人介绍了很多当地民间信仰的地方性知识。笔者问及相关话题时老人也从容地作了回答,可以说这种访谈结果的出现是学者长期追踪调查的影响使然,是对“被叙事事件”的深度挖掘。

  “我们是卖金子的遇到了买金子的”,这是2006年7月24日笔者赴辽宁省新民市罗家房乡太平庄村访谈谭振山时谭振山对其与江帆多年的互动合作关系的概括。通过长期追踪调查和良好的互动合作,田野调查达到了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的“深描”。民间故事作为一种口承文学样式,其基本特征是以人为载体进行传承和流动的。对民间故事的研究离不开对其载体的研究,尤其是对这一传统的积极携带者——故事讲述者的研究。民间故事讲述者由于彼此生存环境、经历、信仰、价值取向不同,性别、年龄、文化、个人资质各异,在其故事活动中,无一例外地体现出各自的风格与特点。解释人类学的代表学者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曾说:“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探索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性科学”。从这一意义上看,也可以说,每一位民间故事家所展示给我们的“文化之网”都是独特的,而对一个故事家进行长时段的追踪研究,可以使我们真实地把握到这张“文化之网”的一个个网扣是如何编结出来的。在对谭振山近20年的追综研究中,江帆发现,调查者在田野中遭遇的从来不可能是冠以“普通价值”的故事,只能是体现故事家知识的个性化和地方化的叙事体。如果说故事家的知识构架是通过故事讲述展开和伸张的,那么,每一个故事家讲述的故事都可以视为一个“地方性知识”的范本。江帆的长期追踪研究没有满足于表演理论的那种通过精细的记录和微观地描述表演行为的技巧和策略,而是对讲述者的个性、教育、艺术、社会文化实践等作了全面和长期的调查,通过连续的、长期的、充满问题意识的田野作业研究,对特定的故事讲述行为进行分析,没有任何研究者凭主观印象得出推测性的阐释。她的研究方法正好补充了表演理论在相关问题的局限和不足——对民间叙事传统以及讲述者个性、生活史、资料库等的全面深入的把握,是对表演理论有力的补充和纠偏。这也应该是江帆持续性追踪研究提供给民俗学田野考察的一个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