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信息动态 > 学术前沿

媒介变迁与民间叙事的现代传承

来源:《文化遗产》2019年01期       发布时间:2019/1/31 12:10:58

——以木兰传说为例

  

  如今,人们已然置身于“技术的世界”(technische Welt)(1),媒介的变迁对民间叙事的传承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从最初单纯依靠口耳相传到书面传统的发生,再到电子媒介的参与,现代技术的进步让民间叙事得到更为丰富的表达。同时,在民间叙事的现代传承过程中,口头与书面、讲述者与听众、集体与个人、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之间的关系在动态发展中呈现出相互交融的态势。那么,媒介与人究竟是怎样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如何看待它与民间叙事的现代传承之间的互动?民间文化传统如何通过媒介进入公众的视野?又是如何实现文化的多样化表达?这些都是摆在学者面前的课题。

  20世纪中后期,学者们围绕着“在口头传统与书写传统之间是否横亘着人类认知与现代心智的‘大分野’的问题”(2)展开辩论。“书写论”的倡导者埃瑞克·哈夫洛克(Eric Havelock)、杰克·古迪(Jack Goody)和沃尔特·翁(Walter J.Ong)对口头传统与书写传统之间存在“大分野”持肯定态度。沃尔特·翁在《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一书中概括出口头传统与口语文化的九大特征,认为书写传统的出现对人类的思维方式、语言习惯的转换产生了重大影响,并指出书写转换了传统的表达方式。与之相对,持“连续论”的学者则认为将口承与书写割裂开来的二分法存在严重的漏洞,这种二元对立的观点与具体的文化传播语境相抵牾,并指出口承与书写之间的关系并非对立而是呈连续、共生和互动的状态。反观“书写论”与“连续论”的分歧,我们可以发现前者的立论依据在于将希腊字母的使用作为人类文化和思维方式进步的普遍原因,这显然站不住脚。学者们对口承与书写之间关系的不同看法反映出媒介与人类文化表达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媒介自身具有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同时,随着影视媒介、电子媒介的产生和普及,媒介变得日趋多元。那么,媒介的变迁究竟与人类的文化表达和认知方式之间保有怎样的联系,文化传统又是如何在媒介中得以多样化地表达,这些问题为学者进一步的探究预留了空间。

  在大众媒介与人类创造、传播艺术作品的过程之间是否存在良性互动的问题上,法兰克福学派持消极态度。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论将民间文化放在现代性的语境下讨论,聚焦于批判以大众媒介(电视、广播、电影等)为主体的文化工业对社会的总体性控制,反思媒介的日益扩张对人的主体性进行侵蚀的现象。因此,他们对大众媒介与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持消极态度,认为整齐划一的批量生产模式不仅会使人类的思维模式走向扁平化,也会使作品丧失“光韵”(1)。现代性改变了民俗学原有的发展轨迹,一方面,技术冲击了人们已有的社会生活,民俗学成为学者们心中一片岌岌可危又富有浪漫情愫的理想之地,成为现代性的他者;另一方面,在这一“他者”的镜像中,民俗学得以认识自身的特殊性,从而催生了民俗学学科的诞生。在“向下看”和“向后看”的民间文学观看来,技术与民间文化陷入了二元对立的状态,民间文化被视为传统、原始、封闭而又纯净的象征,而大众媒介作为技术进步的产物自然被视作破坏民间文化的力量。

  但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民俗学的专业认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出现了新的研究取向。图宾根学派聚焦在社会、文化和历史三者重合阈限内的日常生活,当赫尔曼·鲍辛格(Hermann Bausinger)这一代民俗学者将本学科的对象定位于普通人日常生活时,他们发觉自己必须告别本学科旧有的名称“民俗学”(Volkskunde),将眼光转向当下。在《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一书中,鲍辛格表明民俗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活的文化,现代技术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自然而然的一部分,并大大拓展了民间文化的生存空间。在鲍辛格眼中,民间文化与大众文化、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之间并非泾渭分明,传统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继承与创新的过程中不断碰撞,焕发出新的光彩。可见,鲍辛格是以动态的民俗学观来看待技术与民间文化的互动,以当下为时间节点,既能够追溯传统,又可以预期未来。

  以动态的民俗学观为前提,电子媒介中的民间文学走进了学者们的视线。户晓辉在《民间文学的自由叙事》中,以网络民间文学为例,讨论了在电子媒介中民间文学全新的传承形态,指出网络不仅没有使民间文学走向消亡,反而增强了民间文学的生命力,具备新形态的民间叙事同样在体现人的实践理性和自由意志。无论是鲍辛格还是后来的学者,对新媒介的使用所持的态度日趋客观,既认为技术的进步和民间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又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特别是在电子媒介中,民间叙事的表达形式不但没有走向贫乏,反而得到了更大程度上的丰富。

  学者们的不同观点反映了媒介与人、媒介与民间叙事的传承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在当代技术不断进步的时代浪潮下,媒介变迁与人类自身发挥的能动作用,究竟是让民间叙事形态走入了快节奏、单一化、模式化的“死胡同”还是促进了多样化表达的形成?这一问题还需要放入具体的语境中去考察。本文以木兰传说为例,探讨多元媒介下民间叙事的现代传承中出现的问题。文章选取木兰传说作为讨论的核心内容,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木兰传说的传播过程具有代表性,国家、社会和个人的意志在其中均得以体现,并且这三个层面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另一方面,木兰传说传播的媒介丰富多样,其中媒介的变迁过程具有连贯性,并且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木兰传说文本众多,民间口头文本、书面文本、影视剧作品、网络段子、电子游戏中均有涉及,本文以《木兰诗》的经典化过程、迪士尼电影《Mulan》的成功上映和游戏《花木兰》的制作为核心事件展开论述。

  一、书面文本经典化对民间叙事的反哺

  在木兰传说的书面文本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民间叙事长诗《木兰诗》,其中完整地记载了木兰代父从军、凯旋归来不受赏、重新回归家族的历程。它为之后人们了解木兰传说,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复述、改编和再创作提供了范本。《木兰诗》作为民歌,在被正式搜集、整理进入书面传统之前必然经历了长期口耳相传的播散过程。而《木兰诗》由口头传统进入书面传统,直至之后被收入义务教育七年级的语文教材,对木兰传说的现代传承产生了巨大影响。

  书面传统中的《木兰诗》语言质朴而凝练,富有美感。通过将口承文本整理、记录下来,使木兰传说超越了在言语媒介下具有的时效性和极强的变异性,传说的主干情节和行文逻辑也得以固定,即:(1)描绘木兰的闺中生活;(2)说明木兰女扮男装从军的缘由;(3)木兰投军的过程;(4)木兰的从军经历;(5)军队得胜归来后,木兰不慕名利,回到故乡;(6)回乡团聚,恢复女儿身。传说的核心———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书面文本中得以凸显,木兰这位集忠、孝、勇、义于一身的女英雄也被刻画得栩栩如生,成为备受民众喜爱的传说人物。值得注意的是,文本中还留有许多空白,比如缺乏对木兰的外貌、木兰出征前的心理活动、木兰的婚姻状况等方面的描写,空白地带的存在表现了文本虽然进入了书面传统,但仍然具有口语性。麦克卢汉(M.Mc Luhan)按照人的参与度和信息传达的清晰度将媒介分为“冷”媒介和“热”媒介,其中言语“是一种低清晰度的冷媒介,因为它提供的信息少得可怜,大量的信息还得由听话人自己去填补”(1),人在其中的参与程度高,接受者自身完善的信息多;而印刷则是热媒介,提供的信息不仅清晰度高,且相对完整。在现实语境中,口承与书面的界线并非十分清晰,其间存在交融互动的情况,正如《木兰诗》原为北朝民歌,即使经过了整理,文本中依旧保有许多空白的信息,这为其日后生发出多种形态的叙事奠定了基础。

  《木兰诗》由口承歌谣进入书面传统,使文本跨越了时间设下的界限,与人成功“会面”。“口头文本是活的,其核心形态是声音,对声音进行‘文本化’后的文字文档,不过是通过这样那样的方式对声音文本的固化。然而,恰恰是这种对口传形态的禁锢和定型,又在另外一个层面上扩大了声音文本的传播范围,使其超越时空,并得以永久保存。”(2)《木兰诗》的文本化为其经典化的形成提供了前提,同时,国家力量的介入对《木兰诗》作为经典文本为人们所传诵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木兰诗》与《孔雀东南飞》一道被誉为“乐府双璧”,双双入选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走入了中学语文教育的课堂。《木兰诗》入选中学语文教材,代表了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对木兰这样一位传说中的女英雄的认可,她具有的品质与国家和民族所接受和倡导的价值观相契合,“木兰”也成为一个符号,成为“巾帼不让须眉”的代表人物。

  《木兰诗》进入书面传统的经典化过程不仅没有让木兰传说陷入只见此文、不见其他的境地,反而让它在传说的现代传承过程中发挥了强大的反哺功能。最直接的功能在于通过书面对木兰传说的留存,让更多潜在的受众知晓木兰传说,无形中扩大了木兰传说的传播范围,促成了传说传承机制的完善,增强了传说的存续力。民间叙事经典化的过程伴随着人对文本的筛选,《木兰诗》能够在众多流传下来的传说文本中脱颖而出,除了因为它是木兰传说早期的书面文本,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之外,还在于诗歌本身具有朗朗上口、便于记诵和讲述的特征。相较于口承,书写更便于实现传播内容的统一,《木兰诗》的经典化可以迅速让所有使用人教版语文教材的少年加入了解、记诵和传承木兰传说的阵营,加快了传说的扩散速度,让人们清晰地了解木兰传说的基干情节。同时,受众的数目大量增多意味着潜在的讲述者的数量也在增加,使实际达到的传播范围超出了课堂。在这一过程中,口头与书面两种媒介在不断地发生交融,且不存在一方替代另一方的关系。如此循环往复,《木兰诗》的传承不仅没有在时间的维度上出现断层,从空间的角度看,也没有出现萎缩,经典化对木兰传说的现代传承起到了“助推器”的作用。

  《木兰诗》的经典化在更深层次上的功能是刺激了传说的多样化表达。诚然,经典化的过程具有“排他性”,即人们认定其中一个文本为经典的版本,而其他的文本就可能被排除在外。但即使国家层面认定了《木兰诗》为经典,也不可能真正将木兰传说束缚在《木兰诗》这一片小天地中,因为民间叙事无论是通过口承还是通过书面实现传承过程,都不能忽略人的主体性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要让每一位受众都认定《木兰诗》为木兰传说中的经典之作并背诵下来加以传承,这是不现实的,而但凡有不同于《木兰诗》的表达出现,就意味着《木兰诗》的经典化与木兰传说的多样化表达之间并非简单的对立关系。归根结底,传说的多样化表达根植于人之根本诉求的多样性上,而人对于多样化表达的追求,蕴藏于人自身之中。《木兰诗》的经典化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都对木兰传说的现代传承起到了积极作用,诗歌为更多的讲述者提供了底本,对实现传说的多样化表达提供了现实条件。当受众接收到《木兰诗》的文字文本后,不会止步于机械地背诵和复述诗歌的内容,而是会加入自己对生活的理解来对它赋予全新的解读后,再进行传播。比如电子媒介中出现了以《木兰诗》中的句子为底本的网络段子:“女生开始长胸后,拥有傲人的胸部就等于拥有了一笔可观的财富,这就是古人说的:长胸如富。神回复:所以花木兰是古今第一女屌丝,有诗为证,木兰无长胸。”(1)网络段子手作为通过电子媒介表达自我的讲述者,以戏谑、调侃的口吻对《木兰诗》中的语句进行了再创造,生发出了新的文本形态。

  《木兰诗》经历了先文本化后经典化的过程,在媒介由口承转向书面时,木兰传说发生了三个明显的变化。首先,传说在传播中使用的语言发生了变化。口承中的传说文本“是一系列声音符号串”(2),转瞬即逝且不可重复,仅限于即时交流的群体内部才能捕捉到信息。通过书面文字将传说整理和固定后,便有了具象的、固定的符号串,口承中个人当下的言语通过书面文字转换为可以跨越时空限制的语言。其次,在木兰传说的口承时期,传说的“经典版本”是不存在的。即使是同一位讲述者面对同样的听众讲同一个传说,也会根据当时自身的状态对传说的细节有所调整,每一次讲述都是独一无二的,更没有哪一版更为经典的分别。但当传说进入书面后,就有了固定的文本可供人们比对和品评,文本自身具有独立性,《木兰诗》的经典化也是在此基础上才得以完成。最后,在文本的创作过程中,人的参与方式发生了变化。在口承中,人的讲述过程即是对文本的再创作,听众与讲述者之间可以即时互动,两者之间的身份也可以随时发生转换。相较之下,面对书面文本的读者是单向地接受书面文本传达的信息,无法直接介入传说的讲述,文本的讲述过程与再创作的过程相分离。总之,木兰传说进入书面,特别是《木兰诗》的经典化,使传说的核心情节得以固定,在迪斯尼将传说改编为动画电影时,也保留了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情节,并在此基础上对传说赋予了全新的内涵。

  二、现代媒介与民间叙事传统的碰撞

  木兰传说的书面化,促使传说中倡导的价值观由地方认同进入国家认同的层面,而影视媒介的加盟,则让木兰传说走出了国门,在文化的交融与互动中寻求国际认同。迪斯尼公司于1998年推出他们根据中国民间叙事长诗《木兰诗》打造的动画电影《木兰》(Mulan),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主人公花木兰更是和影星成龙、香港首位奥运金牌获得者关颖珊等全球著名的华人一起,登上了美国、亚洲杂志的年度亚裔风云人物榜,且位居榜首。在电影《木兰》大获成功的时候,“迷茫的中国创作者还在苦苦探寻中国动画的出路”(1),电影和其中的花木兰形象也引起了观众的热议。在中国流传已久的民间传说,为何经过迪斯尼的重塑之后便大放异彩?《木兰》究竟是在讲“中国故事”还是在讲“美国故事”?这些问题需要学者认真思考。

  《木兰》大获成功的重要原因在于电影呈现出了精美的艺术效果,展现了中国文化独特的韵味。影视媒介在麦克卢汉的分类体系中同样属于“热”媒介,但与书写相比,影视传播信息的清晰度更高,对观众参与度的要求更低,除了付诸视觉外,还可以调动听觉来完成传播过程。《木兰》的制作者将小桥流水、大红灯笼、书法等视觉符号融入其中,同时将中国民间小调加入电影配乐,为影片赋予了浓郁的中式味道,通过视听结合的立体式表达抓住了观众的胃口。同时,影视媒介需要体现影片的形式和功能是统一体的感觉,叙事具有很强的序列性。(2)电影《木兰》与《木兰诗》相比,情节更为连贯,增添了许多细节,比如在电影的开头,通过木兰失败的相亲经历对木兰机智活泼、率性洒脱的性格进行了生动刻画,为木兰从军后表现出不输男儿的勇气和智谋奠定了基础。

  除了艺术效果的高水平呈现,电影《木兰》能够受到现代观众喜爱的根本原因是“其创作者在动画改编的过程中对故事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现代性的重构”(3)。中国的《木兰诗》意在传达忠孝两全的价值取向,其中的木兰形象也十分符合中国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期待,“木兰为国出征是对君主的忠诚,代父参军是对父亲的孝顺,立功后婉拒功名是淡泊名利的气节,回归女儿身是儒家思想对妇女的要求”(4),似乎木兰的宿命理应如此。而电影制作者则打破了传统的桎梏,将木兰塑造成了一个性格丰满,不惧他人眼光,坚守本心的女性形象,影片的主题也定位于个体的自我审视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全新价值观的注入在让木兰传说焕发出生机的同时,也引发了争议。李婉在文章《穿着比基尼的“花木兰”》中直言电影《木兰》“仅仅是借助于中国的符号而编织出来的美国童话”(5)。陈韬文则在《文化转换:中国花木兰传说的迪斯尼化与全球化》一文中指出:“Mulan既不是纯中国的文化,也不是纯美国的文化,它已经成为了一个跨文化的文本”。(6)学者面对他者对中国民间文化传统的表达,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而争论的焦点在于电影《木兰》是否正确地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的价值观。

  电影媒介迅速而直接地将木兰传说由中国拉入了“环球村”(Global Village)(7)中,《木兰》的全球化传播迅速引发了国人对自身传统的关注。从空间的角度看,“人们在生活世界中总是试图维护引起认同的视域:‘全球化’这个口号表达的意思以及毫不留情地闯入所有人日常生活的东西,常常导致家乡和家乡文化的升值。”(8)学者认为《木兰》具有跨文化的特点,是基于他们认定电影中所传达的观念与中国的木兰传说表达的价值取向不同,中国人认同的木兰形象也不是电影中出现的那位“花木兰”。从时间的角度看,《木兰诗》创作的年代在先,电影《木兰》在后,人们往往会以前者作为传统的标准,并以此来衡量电影在制作过程中对原有文本做出的改动是否合理。由此可见,学者界定《木兰》是否表达了传统的标准在两个维度上展开:在空间的维度上具有地方性,在时间的维度上具有延续性。

  当地方性遭遇全球化、时间在先的文本遭遇时间在后的文本时,问题自然就落在了传统与现代性的争论上。两者之间的悖论关系从民间文学作为独立学科的诞生之初便已然存在,现代性只有摆脱传统的藩篱,传统才能不断地求新求变,保持与历史和社会的发展步调一致;但现代性又需要将传统确立为自身的来源和出处,并且在与传统的比较中认识自身。(1)正是基于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内在关联,一方面,电影中所呈现的木兰传说被学者们描述为被现代技术拆解得面目全非的东西;另一方面,《木兰诗》里体现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又被罩上了远离世界现代文明且具有独特性的纯洁光环。但若将民间叙事放进时间轴去考察,民间叙事文本之所以能够打破空间和时间的阻隔,除了依靠民间文学自身的发生、发展外,还有赖于人对民间叙事的传承和重述,不断地调和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冲突。“在民间文化的早期阶段,传统并非通过漫长的流传时间跨度才保持着强制力,不如说反过来,通过一再被重新传承的东西的强制力才出现了漫长的流传过程。”(2)每一次媒介的变迁都会为木兰传说带来新的表达方式,除了传说的情节之外,也需要注入当下民众提倡的价值观,传说只有与社会生活真正发生了联结,才能够成为“活水”,而不是一具干瘪的躯壳。因此,叙事传统不是僵死的,而是立体的、多棱的,是包含了民间叙事多样化表达的有机体。

  “当传统真的是规定生活的力量时,它就能够允许用最新颖的成分来增加自己的活动余地。”(3)若从“规定生活的力量”再去审视电影媒介与人的关系,电影《木兰》无疑唤起了当下人们对个体价值的关注。新技术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使人步入了信息爆炸、物质资料极为丰富和生活节奏迅速加快的生活模式中,当此之时,电影《木兰》和其中女主人公“花木兰”传达的价值取向对每一位深陷精神泥沼中的人发出了信号,提示人们进行自我审视和自我启蒙。片中木兰在身份被识破后说出的那一句话:“也许我并不是为了我爹,我这么做,也许我只想证明自己的能力,这样每当我看见镜子,就会觉得对得起自己”,是每一个寻求自我价值的人内心的写照。值得学者深思的是,电影《木兰》所传达的价值观的确受西方现代思想的影响,《木兰诗》中的木兰传说着重强调的主题也并非是实现个体价值,但传统是多棱的、立体的。在中国民间叙事传统中,木兰不仅可以出落成一位不思功名的孝贤女,也可以成长为一名追寻自身理想的勇士。在徐渭的作品《雌木兰替父从军》中,木兰从军后说道:“兀的不你我一般,趁着青年,靠着苍天,不惮艰难,不爱金钱,倒有个阁上凌烟。”(4)这一番话表明了木兰心中的志向和抱负,也让一个肯定自我、高扬个性的少女形象跃然纸上。长久以来,《木兰诗》中刻画的木兰形象为国家所倡导,而民间叙事极具包容性,《木兰诗》的经典化并不意味着其他叙事形态的消失。当社会环境和人类心理状态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叙事传统的另一面便会显现出来。电影《木兰》以新的表现形式和叙事方式促成了民间叙事传统与现代社会的对接,也激活了潜藏在叙事传统中多元的因子,电影传达出的价值取向与叙事传统中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部分相呼应,传统与现代通过电影媒介实现了超越时空的对话。电影媒介为木兰传说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同时,人也在通过新的媒介形式寻求对自身更为深刻的表达方式。

  电影媒介中的木兰传说保留了《木兰诗》中的核心情节———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但其中的细节处理得更为灵活。电影通过对人视觉和听觉的延伸填补了许多《木兰诗》中的空白之处,比如在电影的开篇,生动、详细地交代了木兰决定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心理活动。同时,电影也对《木兰诗》中的情节进行了一些删减。例如在《木兰诗》中木兰家中还有其他兄弟姐妹,而在电影中,木兰是作为独生女出现的,这样的处理使木兰与父亲之间的互动真挚感人,木兰代父从军的行为也显得合乎情理。相较于书面,木兰传说在电影媒介中的内容表达更为连贯,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电影对传说的呈现也更为直观。不过随之而来的是,电影媒介的介入也将叙事过程中人的参与度大大降低。

  麦克卢汉认为,在地球已经成为“环球村”的背景下,“任何发明或技术都是人体的延伸或自我截除”(1),人利用技术可以达到人的感官所不能及之处,但技术也会反过来束缚人的感知能力。如果将木兰传说在电影媒介中的传播视为一个独立的过程,电影媒介的确限制了民间叙事传播过程中人之主体性的发挥。但正如口承和书面会不断进行互动一样,电影媒介的加入使原有的传播系统更加丰富,电影媒介与书面和口承之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呈现出相互交融的状态,民间叙事最终还是会在人的交流过程中获得新生。在传统与现代媒介的碰撞中,多元的媒介共同促成了民间叙事传统的多样化表达,至此,媒介自身的多棱性和复杂性已经可见一斑,而在之后兴起的电子媒介中,各种媒介的包容与互动使木兰传说的表达再度生发出了新的形态。

  三、多重媒介的交融与个体表达的回归

  电子媒介的广泛使用为木兰传说的现代传承增添了一抹亮色。它巨大的包容性不仅为媒介带来了变革,使多重媒介在同一个文化空间中的并存得以实现,同时也扬弃了口承民间叙事中民与官、口头性与书面性、讲述者与听众、集体性与书面和各种体裁形式之间的外在对立,打破了书面和电影文本中潜在的“‘创作高台’和传播壁垒”(2),使网民们的感官在新颖的媒介形式中得到更大程度的延伸。

  2005年斯普公司以木兰传说为题材发行了一款动作角色扮演游戏(Action Role Playing Game,简称APRG)《花木兰》,以《木兰诗》奠定的基调展开叙事,花木兰为游戏主角,讲述女主人公代父从军,建功立业,班师回朝的故事。APRG的特点在于玩家在游戏中的角色扮演,即在游戏的过程中,玩家需要将自己全情投入角色之中,达到“我就是木兰”的效果。《花木兰》的结局也不是唯一的,游戏会根据玩家在游戏过程中的表现,使玩家走向不同的结局。游戏本身的设计极具个人化,在玩家参与游戏的同时,还可以通过网络评论和回复已有评论的方式来交流感想。

  以下是在电驴大全中游戏的下载页面下游戏玩家们的部分评论和交流:

  swq713swq:木兰的头像看着很不舒服啊(2011年7月6日)(6人点赞)

  Chan Seven:做得不美感一点啊。。倒(2011年7月29日)(1人点赞)

  Shikui1234:不错!支持下!(2011年8月11日)

  Wugs132:画面明明挺好的,非要把花木兰的头像画得那么挫,是不是脑子坏掉了啊,头像画那么难看谁还愿意玩啊。玩一个游戏至少猪脚头像要看着养眼才愿意玩吧。(2012年1月10日)

  龙海庄庄主:看起来不错呢。(2014年3月21日)(3)

  Liubo0405:这花木兰太妖艳了。有点像妲己。(88个人选择支持,6个人选择反对)

  Wqyj8482:还没下,不知道有没有源,话说这木兰长的真有点惨不忍睹,好歹也是巾帼英雄又是主角,这下真成猪脚了,赶着最近花木兰剧组到处为这个电影造势做宣传,这游戏发的很有审时度势的感觉啊(2009年12月5日)(1)

  玩家们在评论区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游戏体验,就游戏中木兰的形象设计而言,玩家就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木兰”在玩家心中已经成为一个符号,其中凝聚着玩家对这位巾帼英雄的喜爱和尊敬,但从电驴大全网站评论区的240条留言来看,认为游戏中的木兰形象不符合心中期待的玩家占绝大多数。游戏中的木兰形象收获如此的评价与电子媒介中玩家与角色的心理距离有很大关系,在APRG中更需要玩家与游戏中的主角“合二为一”,因此,当玩家认为游戏中的角色无法让自己的情感全部投射在主角身上时,便会对游戏产生失望的感觉。而喜爱这款游戏的玩家会在游戏过程中将自己代入到该角色当中,激发对木兰这一角色的认同,并且通过自己的切身体验去感受木兰传说的温度。虽然麦克卢汉没有操作电子游戏的体验,但他将游戏作为一种媒介,称其为“心灵生活的戏剧模式”(2)的解读是贴切的。

  如此看来,电子媒介与口承虽然有一定区别,但也具有相似性和同一性。两者的区别在于,口承建立在现实的人际关系网中,人与人互动时还可以通过双方的肢体动作和面部表情来实现情感的传达,但沟通的过程具有即时性,人对民间叙事的复述和创编过程与言语行为同步,受到时间和空间的严格限制。而在电子游戏中,随着玩家在现实生活中的身份一起被隐去的还有交流双方鲜活的表情和动作,“网民”的身份让玩家单纯地根据网络评论的内容来表达自己的感想。同时,电子媒介中木兰传说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仅实现了人与媒介、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而且超越了时空的限制。生活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的玩家以游戏为纽带形成了一个网络团体,表达自身的体验。针对其中电子游戏而言,它可以使玩家达到比口承更为强烈的代入感,使玩家通过操作完成对带有游戏规则的叙事过程,并且可以在评论版面中随时留言。以前文引述的玩家评论为例,从2009年12月5日至2014年3月21日的留言都有,并在游戏规则之外进行自由发挥,生发出新的叙事情节。

  但若将口承和电子媒介放入人类社会媒介变迁与民间叙事的互动之中来考量,两者的相似性和同一性便显现出来。媒介既是人的交流方式,也是民间叙事的表达方式。口承和电子媒介实现了人与人的直接对话和情感交流。正如周福岩所指出,民间传承这种以言语为媒介的传播方式更具“人格性”(3),而在大众传播中,“媒介组织‘隔断了’信息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的人际联系,同时也取消了两者人格参照和判断的可能性”(4),后果是受众的道德、审美等判断力的退化。在单纯的书面和电影媒介中,人与人的直接交流与信息传播的过程不同步,会带有“非人格性”的特点。可一旦电子媒介加入了民间叙事的传播过程,网民的交流不仅具有“人格性”,相较于口承,实现交流的群体规模更大。例如观众在爱奇艺网站点击播放电影《Mulan》时,随着电影一起出现在观众面前的,还有其他观众打出的弹幕———“外国人画下的中华”、“《木兰诗》”(5)等等,有趣的是,当有观众打出《木兰诗》的第一句“唧唧复唧唧”时,屏幕上弹出了其他观众接上的下文来表示对《木兰诗》的喜爱和认同,以电影为纽带,在电子媒介中同一个观看电影的小团体内实现了即时交流。电子媒介中的观众具有双重身份,在接收电影媒介传达的消息时,也可以发挥网民的身份,对他人的观点表明自己的态度。在电子游戏中,游戏玩家亲身参与叙事过程,进入评论板块之后,玩家交流的不再是文本的内容,而是自身参与游戏的体验。玩家们即使面对同样的评论,也会有截然不同的态度,“人格性”在电子媒介中得到了延伸。

  口承中讲述者对自身的言语行为负有责任,同样,电子媒介使人的交流回归到了个体的表达当中,民间叙事行为的发生需要具备公共伦理条件。在网络公共空间中,网民的道德和审美的判断力不仅不会呈退化状态,反而会保持敏锐。在游戏《花木兰》的评论板块,有三条评论,内容如下:

  新裤子-:鸡鸡复唧唧木兰裆裤湿……(2009年12月4日)(171人选择支持,49人选择反对)

  csz614: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胸”(2009年12月5日)

  非如此不可:我不是什么文人雅士,但看到以上2位的留言,我的悲哀(93人表示支持,5人表示反对)(1)

  道德和审美的判断力是每一个作为实践主体的人都具有的能力,并且不会随着媒介的变迁而消失,网友在发起言语行为时,就意味着具有接受网络空间内其他网友品评的义务,同时也担负着监督其他网友言论的权力。以三位网友的留言为例,“非如此不可”看到两位网友对《木兰诗》进行戏谑和调侃,便发表了自己的观点,直言他不认同另外两位网友的言论。在评论中,其他网友也对几位评论人的留言保有不同姿态,例如支持“非如此不可”的网友不会因为支持“新裤子-”的网友数量更多而放弃自己的立场。人不仅会受到媒介的影响,其自身具有的主体性也得以彰显。

  电子媒介中的木兰传说文本相较于书面和电影媒介中的文本更为杂多,表现力也更强。游戏媒介让人的多重感官在其中得到了极大的延伸,让玩家在讲传说的同时有了身临其境的体验。网络文本的篇幅可长可短,内容不一,反映的主题也不受限,个人化的表达更为凸显,口承文本进入书面时,文字由言语转化为语言,而在进入网络空间时又回归为言语。网络中的木兰传说看似毫无拘束,但与口承文本相同,文本在讲述者的责任与听众的义务中得以规训。这其中包含了游戏的设计者有设计规则的权力,玩家有遵守游戏规则的义务,而评论者有发表言论的权力,也承担着监督与被监督的义务。因此,木兰传说在多元媒介中实现了自身的多样化表达,极大地拓展了传说的生存空间,而且在走向现代的同时勾连着深厚的叙事传统,在看似纷繁的表达中蕴含着内在的规则。

  四、结论

  总之,学者对媒介的关注和讨论也是建立在现代技术与民间叙事已经发生紧密联系的前提下,现代性问题伴随着民间叙事发展过程的始终。现代技术已经让人类社会驶向了高速运行的轨道,媒介的变迁极大地加速了民间叙事现代传承的进程,促进了民间文化的多样化表达。其中,无论是对媒介本身还是对媒介与民间叙事之间的关系,学者都应该以动态的眼光去考察。首先,媒介是一个动态的研究对象,(2)新型媒介的出现不代表先前存在的媒介就必然会走向消亡,相反,它可能会与先前已有的媒介形式发生互动,共同形成一个有机的系统,促成民间叙事的现代传承。

  新型媒介的出现不代表民间叙事走进经典化、单一化、平面化的死胡同,也不意味着传统本身会不复存在。媒介变迁与民间叙事之间是互动的关系,一方面,媒介的日益丰富为民间叙事的产生和传播创造了条件,为叙事形态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叙事体裁的变化和丰富也得益于媒介的变迁。(1)技术使民间叙事以更加多元的方式展现在人们面前,借助于多重媒介的力量,激发了人们对民间文化更为真切的感受,使传播的过程更富有想象的温度。同时,新的表达形式含有传统的因素,引导人们去关注、去回溯传统。通过技术,可以让人们认识到传统本身就具有多样性、立体性的特质。

  在媒介与民间叙事的互动关系中,人的主体性发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民俗学范畴要寻找的首要问题,不是文化财富的社会基础或母题史的关联,而是特定的文化财富在特定的社会基础上生成出来的精神互动的特殊形式。”(2)媒介是人的交流方式,作为实践主体的“民”,其道德和审美的判断力规训着媒介变迁与民间叙事现代传承的内在走向。周福岩在《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中表示,“民俗(民间文化)与其传播方式(民间传承)存在本质的联系”(3),同时“民俗的这种在日常生活中展开的传承方式本身对民俗的意义必有特殊的规定性”(4),因而要准确传达民间文化的意义,还需要选择相应的媒介。诚然,民间传承即口承的方式是民间叙事历史最为悠久的传承方式,即使有了其他媒介的加盟,依旧不能撼动口承的基础性地位。但归根到底,媒介沟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民间叙事的创编、传承方式代表着人在当下表达自我的方式。每一次媒介的变迁与民间叙事的全新表达,都是深广的社会意蕴和人之心理状态极大动荡的外显,民间叙事也正是在这样的更迭中得以焕发出无穷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