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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化遗产与民间信仰

来源:《民族艺术研究》2018年第4期       发布时间:2018/10/11 10:59:58

  一、水与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即指有形文化和无形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历史文物、古建筑、古遗址、古建筑群,并且具有科学、历史和美学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

  人类文明一直与江河同行,江河是由水分子组成的。水是人类维持生命的重要资源,也是生物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水,在甲骨文的象形文字中,中间似水脉,两旁似流水。从这样的字形来看,或表示江河,或表示水的流动,或表征水的性质状态。水是以雨的形式从云端降下的液体,无色无味且透明,其由此而形成河流、湖泊和海洋。从化学意义上说,水(H2O)是由氢、氧两种元素组成的无机物,在常温常压下为无色无味的透明液体。从宽泛意义上说,水,包括河流、湖泊、大气水、海水、地下水等天然水,还有通过化学反应使氢氧原子结合得到的人工制水,均属于自然遗产。

  水是自然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所有生物的结构组成和生命的主要物质基础。“从全球范围讲,水是连接所有生态系统的纽带,自然生态系统既能控制水的流动,又能不断促使水的净化和循环。因此,水在自然环境中,对于生物和人类的生存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水在生命演化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人类很早就有了对水的认识,在东西方古代朴素的物质观中,都把水视为一种基本的组成元素,水是中国古代五行之一;西方古代的四元素说中也有水;佛教‘四大’中也有水。水博大精深,既用宽阔温暖的胸膛包容人间万象,又用豪迈奔放的气概荡涤世间污浊”。

  从文化内涵来看,《淮南子·天文》:积阴之寒气为水。在中国的《辞海》里,关于水的词条,中国文学、历史书籍中,关于水、涉及水的成语、俚语、俗语数不胜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水附着了这些东西后形成了各种文化现象。

  《水经》是一部记述河道水系的著作,记河流水道137条。郦道元的注中增补到1252条,注文相当于原书的20倍。全书40卷,每条水道均穷其源流,并详细记述河流所经山川、城镇、历史古迹、风土人情的种种情况。《水经注》是公元6世纪前中国最全面系统的综合性地理专著。其注文不仅精确,而且文字绚烂优美,描绘山水风景生动传神,有较高的文学价值,透射了生活在江河流域的族群以水为中心的生产方式、信仰与江河表述。

  水与人相互作用,就形成了水文化。“广义的水文化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以水为载体,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是民族文化中以水为载体形成的各种文化现象的统称”。“狭义的水文化是与水有关的各种社会意识,如与水有关的社会政治、哲学思想、科学教育、文学艺术、理想信念、价值观念、法律法规、道德规范、民风习俗、宗教信仰等意识形态”。因水而形成的河流、海洋、湖泊等等各种水体,均是相互联系的自然资源,与不同气候、环境、地域相互作用等,形成不同的自然现象。人们欣赏水、利用水、治理水、疏导水等等各种水事行为活动和水事精神活动,均涵盖着自然科学的内容。但单纯的水事活动,产生不了水文化,水文化中更涵盖着心理学的内容。“自然资源与人的心理相互作用,通过水事活动和水事思维,散发出文化的气息,渗透出社会心理学和个体心理学的内容,这种对水文化的表述与信仰密切相关,体现了江河文明”。

  儒家认为,水代表了德,人们应该向水学习,君子应该像水那样不断流动和永不停息,顺其自然地加强道德修养。水为孔孟思想中重要的意象及哲学思想表达的隐喻。就意象与哲学思想的关系而言,水思想并非独立于孔孟哲思之外,而是与孔孟思想紧密联结的。孔孟思想以尚水之动为主轴,流贯其中,呈现出日进不懈、自强不息的直线流动模式。《论语》和《孟子》等儒家代表作中较多地提到了尚动之水与行仁、为政和心性等的关系。孔孟之水思维除前人所论之政治、心性及治水等范畴之外,更与孔孟理想境界有关。孔孟水思维具有从宗教仪式转化为理性道德的发展脉络。在《老子》书中,“水”是“道”的物理原型,“道”是“水”的哲学升华,二者如影之与形,关系十分密切。《太一生水》承袭了老子的尚水思想。“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太一,是以成地。”这体现在宇宙演化中,太一生成天地之先,水起了关键的作用;“太一生水”说是对老子“尚水”思想的承袭与发挥。《管子·水地》从宇宙发生论的角度,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水为“万物之本原”的学说。它发挥了老子尚水的思想,强调了水的作用。而水文化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

  二、青藏高原三江源与江河文明

  青藏高原是黄河、长江和澜沧江三江之源,是中华文明的源头。黄河、长江、澜沧江之水塑造了其流域多民族的民族精神,造就了各个民族的意象与哲学思想、理性与道德修养、文化与心理积淀。因此,水文化遗产贯穿着中华民族的思想体系和文化传统;生活在江河流域的民族以水为中心的生产方式、山水信仰,成为江河文明的独特表述。从三江源头到各江河流域,中华民族在对水的崇拜中,好像已经将自己融入这一自然物中,把自我及其特征性的跃动的心灵置入其中。因此,在神话、史诗、歌舞中,大多有体现他们对山川、江河、湖泊、海洋等自然景观的抒情式的吟咏、赞美与描摹,而人在这些景物中化作了神灵。

  在人类文明诞生的早期,人们开始探讨世界上各种事物的组成或者分类,水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古代西方、佛教、中国古代的五行学说中,水曾用来代表液体,以及具有流动、润湿、阴柔性质的事物。

  在人类的童年时期,人类因对水兼有养育与毁灭能力、不可捉摸的性情,产生了对水的敬畏和崇拜。人类通过赋予水以神的灵性,祈祷水给人类带来安宁、丰收和幸福。

  正如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在《水与梦》中所说:水,是所有民族、所有时代、所有场合崇拜,奉若神明和圣化的水。如果说埃及人崇拜尼罗河、亚述人和迦勒底人崇拜江河、腓尼基人崇拜阿多尼斯河源头的话,希腊人则虚构了阿耳忒弥斯源头的女神,佛教则把恒河作为印度的圣河,青藏高原藏民族则把水视为圣水加以膜拜,黄河流域的民族将其视为母亲河。人们在漫漫岁月中使这神奇而有生命的水负载了与创世和再生的各种神话相关的众多形象。

  中国人对于自然山水的信仰,自古有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王形象,就是对水的神格化。凡有水域水源处皆有龙王,龙王庙、堂遍及全国各地。祭龙王祈雨是中国传统的信仰习俗。在青藏高原藏民族祭祀青海湖、六月会祭祀的勒什则(龙鼓舞),实则是对龙王的敬畏与崇拜,是水信仰的一种表述。

  中国人对水的信仰,需要我们去做一番辛苦的田野调查才能梳理得清楚。从江河文明这个论述主题来看,其核心在于自然中的水通过流动、聚集而成的江河、湖泊,乃至于海洋,而人作为一个活的有机体,它同样需要依赖于这些自然中存在的水而存活,并因此才可以延续自身生命乃至进行文化的延续。自然中的水不仅构成了人的有机体生命,人类的文明也因水得以发展。因此,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他们的文明发展就是跟江河之水紧密相关的。

  在年鉴史学家布罗代尔看来,古代世界,在其历史发展的早期,因东西方知识背景不同、区域不同,“形成了不同区域的‘大河文明’,诸如‘黄河流域的中国文明,印度河沿岸的前印度文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沿岸的苏美尔、巴比伦和亚述文明,尼罗河沿岸的埃及文明’”因而,作为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它的文明显然更应该是与黄河、长江及其诸多分支水系的存在都有一些相互的关联。

  黄河、长江及其诸多分支水系无不与青藏高原这种特殊的地理地缘结构相关联,而且使得许多古老的文化特质得以传承,这一区域内的许多文化事象都呈现出原始的未经雕琢的自然乡土风味和原始宗教气息。笔者曾在做“格萨尔口头叙事表演的民族志研究”时发现,格萨尔创世和再生的神话,与江河、湖水或流域相关联,在格萨尔神话传说中,就有山水赞词。在这块美丽而神奇的土地上,人对于自然之水所寄予的情感在文化表达上,与人的社会生活之间有某种直接的联系,呈现了在青藏高原生活的族群对于水的崇拜,形成了古代藏民族文明。青藏高原藏民族的知识论取向直接投向自然存在的江河湖泊,因此,青藏高原江河源头族群对于水崇拜可以说是以人为中心的一门学问,乃至于成就了黄河、长江流域多民族江河文明的表述。

  以上的考察,“对于理解今天世界的人类学知识的构成是极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可以由此而注意到,一种认识论上的转向也开始在发生,即从人对自然、对外在于它的神的世界的依附和敬畏,一下子转变为对这些外部存在物的认识把握以及超越,这里有一种由里向外的翻转。由此而有了一套以人为中心的知识生产、生活方式,在此意义上,所有现代意义上的人文学科,都无法脱离这种人类中心论思维方式的约束和限定”。

  在此人类学认识论的基础上,再加上近代以来对人文主义的启蒙关怀,一切外部的山川、河流以及湖泊、森林、海洋之类,所有这些自然的存在,都一下子被转译成了支撑人去生活的某种生态学加经济学意义上的自然资源,它们似乎天然地就是为人而服务的,并自然地存在在那里的,跟人之间没有什么根本的联系,而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作为,其最高的理想就是对这些自然物的征服,并开发出来了一门对自然进行管理的学问,即“自然资源管理”。由此,一种人类学的描述就成了一方面是要像科学家那样地去做细致观察,并将自然发生的各类现象加以细致的描记和分类;另一方面却又把审视的眼光直接聚焦在了人的活动之上,由此而衍生出各种分支性的对人的生活的某一方面的科学描述与分析。

  三、藏民族的水崇拜与格萨尔神话

  青藏高原不仅是水的资源库,更是造就多民族文化遗产的一个基因库。藏民族生活在这里,由他们对山水崇拜的敬畏而产生了山川、河流、湖泊信仰的知识体系,“格萨尔”神话传说的诞生和流播带,便是全球海拔最高的独特地域单元———果洛与玉树,这里是长江、黄河、澜沧江三江之源。

  格萨尔神话传说是源自藏族古代神话,多以古代英雄歌谣为基础,在神话世界观的基础上产生,在发展过程中吸收神话人物与事件而形成的传说,属于特殊意识形态的体现方式。

  《格萨尔》史诗,“主要分布于西藏、青海、甘肃和四川等民族地区。生活在这里的藏族、蒙古族和土族族群用自己的母语世代传唱着它,这是他们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格萨尔》史诗植根于青藏高原独特的自然环境与多元的人文环境中,史诗艺人的口头表演与之相生相伴,它从远古的神话和宗教中走来,一路吸收其他民族文化艺术的丰富养料,承载了大量的历史和民族文化信息,起着推动情节发展,完善人物形象塑造,引起民众共鸣的作用”。

  对水的崇拜,也是藏族原始自然崇拜的主要内容之一。青藏高原不仅以多山著名,而且高山湖泊星罗棋布,多姿多彩。仅藏北的羌塘就有上千的大小湖泊,其中,纳木错、色林措、错那湖、扎陵湖、鄂陵湖等是十分著名的湖泊。同时,青藏高原也是千江万水之源,雅鲁藏布、印度恒河、孔雀河、长江、怒江、黄河、澜沧江等的源头都在这里。这些江河湖泊都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藏族先民对水的崇拜十分虔诚,有着独特的心理取向,即将水与“天神”或“地母”结缘。比如“格萨尔史诗中就有寄魂湖,即指扎陵湖、鄂陵湖、卓陵湖。据史诗记载,珠姆的父亲嘉洛与其兄弟鄂洛和卓洛分别居住在今玛多县境内的扎陵湖、鄂陵湖和卓陵湖湖畔。三兄弟分别奉扎陵湖、鄂陵湖和卓陵湖为自己的寄魂湖。珠姆、尼琼和拉泽也分别随父奉三湖为寄魂湖”。

  对水的崇拜,还表现为对水族动物神的崇拜。“自苯教传入吐蕃后,这些圣湖神河就有了具体的水神形象,即《黑白花十万龙经》中的‘龙神’,不过这种‘龙神’,并不像汉族传说中的那种似长蛇形,有鳞、有四只带爪的脚、有胡须、有角的能飞行和吞云吐雾的想象中的动物”。藏族的这种龙神,却没有明确的具体形象,有时甚至还把鱼、蛙、蛇、蝎等水族都视为“龙神”,也把这些水族动物的形象作为龙神的象征。这时的龙神,不仅掌握着藏区的降雨大权,而且还管理着防止水灾、疾病、饥荒、人们受伤、产生嫉妒之心等几乎无所不包的人间杂事。“直到今天,虽然‘神湖’‘圣水’仍然存在,人们在其中沐浴仍可以消灾纳福,这仅能说明是藏族先民对‘水崇拜’的习俗残余罢了,而且解释也有了不同,神湖中的水已由天神演变成为‘佛’所赐予的甘露了”。

  藏族先民以神山圣湖的信奉和膜拜为代表的自然崇拜是产生《格萨尔》口头叙事表演传统的肥沃土壤,为《格萨尔》口头叙事表演传统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格萨尔”口头叙事表演传统的产生和发展,又使藏族先民的自然崇拜观念更加具体化、系统化,也更容易广泛传播。

  “时至今日,在藏族日常生活中,还可见原始崇拜、自然崇拜等意识在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承继性和渗透性,即长期保存着万物有灵、诸神崇拜的早期宗教仪式。如在祭海活动中融入原始崇拜的成分,试图用这些想象去阐释巫术仪式,使之进一步理想化,于是,这些仪式就逐渐从满足实际需要的巫术仪式转化为满足抽象需要的宗教仪式,使‘祭海’活动具有更明显的重鬼右巫、祭祀海神的特征”。因此,水成为藏民族重要意象及哲学思想表达的隐喻。

  《格萨尔》史诗中不仅有许多关于神山、圣湖和战神的描述,还有不少对神山、圣湖的颂词以及呼唤战神的祈祷文,而且,祭祀空间是格萨尔表演的一个神圣的场所。格萨尔口头叙事表演既是一种表征信仰的行为,是由传统文化规定的行为方式,这些行为是在特定的仪式举行场域、氛围、情境中交流的,具有宗教意义。无论格萨尔神话传说文本的传递,还是其口头叙事表演,均构成了青藏高原特有的延续至今的文化传统,其渗透着藏民族以水为中心的思想、心理、体制和知识体系,这种对水文化的表述与信仰密切相关,体现了江河文明。

  四、多民族龙鸟图腾崇拜与节日仪式

  黄河、长江自青藏高原发源,流向中华大地,其流域地拥有着游牧文化和农耕文明,形成了中国的特殊文化类型。游牧文化,是在游牧生产的基础上形成的,包括游牧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学、艺术、宗教、哲学、风俗、习惯等要素。比如,在千百年来的发展历史进程中,青藏高原藏族、蒙古族、土族等游牧民族形成了自己的习惯法和成文法。游牧文化崇拜、依赖、适应大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游牧社会有和自然相适应的固有机制,游牧民族有和自然相适应的固有观念。而在中国的农耕文明发展进程中,农业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聚族而居、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孕育了内敛式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农政思想、乡村管理制度等等,而这些传统都与水密切相关,水崇拜是连接诸种中华文明的纽带。

  (一)鸟龙图腾崇拜

  在中国古代,长江流域鸟图腾崇拜盛行,特别是吴越地区,在古代是鸟文化盛行的地区,从6000—7000年前的河姆渡时期开始,河姆渡一带主要盛行鸟文化。如:鸟舟竞渡,在端午古老的传统祭祀中沿袭至今。在南北朝时期记录荆楚地区岁时节令风俗的《荆楚岁时记》中有载:“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意思是:“在五月初五这天赛舟,习俗上因为这天是屈原投汨罗江的日子,乡民痛惜他的死,所以命各家的人一起划船去救他。所用之船轻便快捷,称为飞凫”。“飞凫”就是“鸟舟”,意为会飞的鸭子,这舟显然属于“鸟舟”了。龙崇拜的传入大概要比鸟崇拜晚两千年。

  竞渡民俗,不仅仅是与端午相关的习俗,还与很多的节日相联系。竞渡习俗是许多节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端午佳节竞渡龙舟,在这个水域面积超过70%的星球上,舟船与人类的物质和精神始终都有着无比紧密的联系。载物载人的是生活之舟,而在节庆仪式上使用的则是民俗之舟。端午龙舟显然是民俗之舟。那么,端午龙舟从诞生之初就在拟龙的形态吗?端午龙舟只做竞技之用吗?答案是否定的,在很长的历史时期,竞渡仪式主要使用凤舟(鸟舟)。而且端午龙舟除了竞技,还有着炫耀和载灵的作用。

  (二)祈雨仪式

  翻阅中国历代史书有关北方农耕地区的记载和北方数以千计的地方志卷,就很容易发现其中有关各地春季大早、禾苗枯干、饥民遍野、易子而食的记录,还不难找到整个北方农村普遍风行“祈雨”“祭龙王”等习俗的描述。据地方志书载:为求及时降雨,每逢早时,如三日不雨,乡人奔走相告,齐集龙王庙前,均以柳圈为帽,面庙跪香,以祈降雨。或抬龙王塑像、神牌出庙以行,乡人赤足,执旗,鸣鼓随行。每过庙宇、井泉,焚香跪拜。有的于家门前以桶盛水,散泼人群。求雨日,禁宰杀,禁烟酒,禁撑伞。城镇祈雨,大寺鸣钟诵经。如降雨,则宰牲酬神,演戏唱影,名为谢降等等。这种求雨形式,各地大同小异,非常普遍。据统计,北方平均每个县内有龙王庙三十多座,可知北方诸省祈雨民俗流行的广泛性。同时,人们在岁时节日中还把农历五月十三日,即所谓“关老爷磨刀日”定为“雨节”,俗话说“大早不过五月十三”,渴盼当日普降甘霖。又有的地方把农历七月七日的“七夕”,即所传“牛郎织女相会日”定为“雨节”,希望借牛郎织女相会于天河相对哭泣时落下雨水。干旱之灾使中国北方农耕民经年累月处于贫困饥饿之中。

  “祈雨是自然周期生态民俗链中的有关环节,表现出人想胜天而不可得的那种无可奈何的懦弱。特别是在北方那些十年九旱的乡村中,上述有关自然周期的生态民俗链就更加繁复多样了”。

  (三)六月傩祭

  傩,古书解为驱鬼逐疫。古老的图腾崇拜和鬼神信仰,使我们的祖先总是习惯于借助这种神秘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美好愿望,辅之以歌舞,便是最初的傩戏。表演者古称巫觋、祭师,被视为沟通神鬼与常人的“通灵”者,表演时装扮上各种服饰面具,模仿与扮演神鬼的动作形神,借神鬼之名以驱鬼逐疫、祈福求愿。傩神方相氏便是人们经常扮演的角色之一。《周礼》中记载:“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师百隶而司傩,以索室逐疫。”一旦傩祭开始,上至天子,下至庶民,全都热情参与。一时间击鼓呼噪,举国若狂。傩,神秘而古老的原始祭礼。远古的傩,寓意较深,内容多是驱灾逐疫、祈求丰收的。傩文化是巫文化发展到后期应运而生的,当时的人类已进入农耕时代,而此时鸟类是农耕的重要帮手,所以,傩也就是人们进行的一种祭祀活动,而祭祀的对象就是鸟。在中国,傩仪、傩礼、傩俗、傩戏在数千年的流传过程中,融入了诸多文化艺术因素,包括诗、歌、乐、舞、戏等。于是,它给文化艺术的起源和发生带来了诸多启迪。

  六月傩祭,亦称六月会,是青藏高原东部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的一种原始宗教氛围浓烈、文化形态与文化内涵丰富的文化事象,是热贡地区藏族、土族人民共同参加的最盛大的宗教性节日,每年农历六月十七日至农历六月二十五日举行。隆务河两岸五十多个藏族和土族村庄以村落为单位,依次举行各种祭神、娱神的庆典,整个隆务河都沉浸在欢乐喜庆的节日氛围之中。在热贡地区,农历六月是迎接丰收的时节,水草丰美,牛羊开始上膘,麦子开始灌浆。对热贡人来说,这个时节是神圣的。他们怀着感恩和祈福的心,举行各种祭神、娱神、悦神、祈神活动,酬谢各路神灵对庄稼的呵护、对村落的关照、对民众的眷顾,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平安。热贡地区藏族和土族人民的这种朴素情怀是在热贡文化的土壤之上衍生和成长起来的,是热贡文化在他们身上长期积淀的结果。

  在青藏高原关于六月傩祭的起源,有多种传说。其中龙舞“勒什则”,就与水崇拜有关。相传,在藏王赤祖德赞时期,吐蕃和大唐失和。吐蕃王派军队在今甘青一带和大唐对垒,时有恶战。后经吐蕃和大唐的高僧调停,双方罢战修好,军民都很高兴,认为是神在暗中相助,就在达尔加尼哈给达尔加尼山神敬茶上供。在达尔加尼哈以南的高山群峰间有一个名叫达尔加央措的湖泊,他们在那儿表演了各种舞蹈以示庆贺。在大家跳舞欢庆时,从达尔加央措里出来两条龙,一条头似虎,一条头似豹子,和欢庆的人们一起载歌载舞,共庆欢乐。自此,演神舞、龙舞、军舞的习俗就沿袭了下来,神舞是给达尔加山神演的,龙舞是给达尔加央措龙演的,军舞是给军队演的。六月表演的龙舞“勒什则”中,表演者打彩色花纹绑腿、头戴虎豹面具,模仿达尔加央措龙的模样,排着龙形长队呈龙蛇状起伏跳跃。有关龙舞“勒什则”的传说各形各色,它在各村的演法也就不尽相同,但都和祈龙降水有关。

  此外,“法师的沐浴仪式是六月会准备阶段最首要的仪式。法师的沐浴仪式在每个村不尽相同。在最先举行六月会的四合吉村,法师自农历六月十三日至十五日连续三天都要到隆务寺请喇嘛诵经,诵经结束之后用净水洗上身,做象征性的沐浴仪式,以示对信仰和神灵的虔诚。苏和日村的法师则在本村六月会前夕,由其助手和男性村民陪同,将神轿‘拉康木’抬到村口附近的小河边,先用溪水泼洗神轿,接着用溪水洒洗自身,继而又相互泼水,以示沐浴洁身”。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从青藏高原三江之源到各江河流域,从生活在江河源头的藏民族到黄河长江流域的多民族,他们在自然崇拜、祖先崇拜、英雄崇拜基础上形成的祭祀仪式、展开的歌舞表演,都与水崇拜密切相关。从格萨尔口头叙事表演的发生,我们可以从宗教仪式,如煨桑、诵经祭祀山水等,看出在藏区格萨尔的信仰场域和其他环境中,这些带有宗教图腾色彩的原始祭祀乐舞,都以山水信仰为基础,并启迪了人们江河文明观念的形成。因此,从人的思维特性来看,人在宗教方面把握与认识世界的方式也基本采取与艺术地把握世界相一致的方式,马克思曾经把这种把握世界的方式称为“实践———精神”的掌握方式。人类不凭理智与逻辑去判定世界,还凭感受。这种感受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表达对世界的情感体验;二是用形象去直观地反映世界。比如关于天地的神话,关于山神、林神、水神的传说,还有洞穴内带有巫术性质的动物绘画,无不表现出原始人的万物有灵观与“互渗”意识。在这种思维的作用下,原始部落的人们给一切不可理解的现象都凭空涂上神灵色彩,一切生产活动也都要用原始崇拜仪式来祭奠,如狩猎前举行巫术仪式、春天举行春播仪式,收获前举行祭新谷仪式等等。在那个神灵无所不在的时代,原始部族并不认为诗歌、舞蹈、音乐、绘画是生产活动与宗教崇拜活动以外的另一类活动,而认为它们就是“生产与宗教崇拜活动的一个必要环节。”这是以水为中心的知识生产方式的表述。

  从某种意义上说水似乎可以称得上生命的血脉。毕达哥拉斯说“万物‘水’居第一”。水,是“上善”之物;“若水”之人,乃“上善”之人。水,穿于地、腾于空、奔于山,经历种种过程,滋养万物,启示人类一种极其可贵的文化。人类文明的历史启示,水,不仅影响了中国文化的产生,在文化进程中演绎出丰姿多彩的面貌,而且随着历史的演替、人类文明的发展,已成为中国文化阐释的一个“对象主体”,并使这一文化体系生发出一种特异的艺术光彩。可以说,“在中国人的文化观念里,自然存在的山川、江河以及湖泊都并非是某种自然的存在物,而是人的生活中可见的榜样,也是人借此去构想自身生活的一种道德想象的自然存在基础”。因此,沿着青藏高原江河源头到江南流域或中原大地所形成的江河文明,可以说沿江河形成的江河文明的表述和知识积累,映射着古人生活中对自然的江河之水的信仰以及无限的依赖和尊崇,这种对水的信仰维系着中华大地各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礼仪、生态文明、生计方式、生养制度,生业组织和生产技术”,乃至于成为“代代相承”之“生生遗续”。